琳琅满目的玩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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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考证出“玩具”一词产生于宋代,见南宋《梦粱录》:杭州人家给孩子“抓周”,会摆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然后“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供孩子“抓周”的物件中就有玩具。
玩具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普遍出现于市场,也是在宋代。我们今天翻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与署名“西湖老人”的《繁胜录》,可以发现宋代城市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玩具市场,销售的玩具可谓琳琅满目,简直“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东京城里,常有“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把街’”。又有走街穿巷的小商贩“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叫卖的“动使”,就包括各种玩具在内。
冬至前夕,东京宣德门广场上例有“教车象”,即皇家车象仪仗队的训练与表演。每到此时,宣德门外的御街非常热闹,“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卖扑土木粉揑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 。这个“土木粉揑小象儿”就是玩具。是什么样子的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传为南宋李嵩所绘的《观灯图》,上面就画了一个供儿童玩耍的小象玩具,可以看出,这小玩意做得栩栩如生。
(李嵩《观灯图》局部)
南宋时,杭州的玩具市场就更发达了。《武林旧事》列出一堆“儿戏之物”:选官图、檐前乐、粘竿、风幡、钓钩、钓竿、香袋儿、面花儿、绢孩儿、符袋儿、弩儿、弩弦、弹弓、箭翎、鹁鸽铃、风筝、象棋、竹猫儿、鱼儿活、虼蚪儿、促织儿、小螃蟹、虫蚁笼、促织盆,等等。杭州西湖也是一个热闹的玩具市场,“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商贩在船上“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玩具等物,无不罗列”。
《梦粱录》也说,杭州“大街关扑……四时玩具”,“买卖品物最多,不能尽述,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戏剧糖果之类: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等、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橾儿、鑞小酒器、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花篮、龙船、黄胖儿、麻婆子、桥儿、棒槌儿,及影戏线索、傀儡儿、狮子、猫儿”。名目繁多。
《繁胜录》也列出了杭州市井上扑卖的各样玩具:“犀皮动使、合色凉伞、小银枪刀、诸般斗笠、打马、象棋、杂彩球、宜男扇儿、土宜栗粽、悬丝狮豹、土宜巧粽、杖头傀儡、宜男竹作、锡小筵席、杂彩旗儿、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鼓、道扇儿、耍三郎、泥黄胖、花篮儿、一竹竿、竹马儿、小龙船、糖狮儿、檐前乐、打马图、闹竹竿(有极细用七宝犀象揍成者)……”如果将这些玩具名目一一考证出来,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宋朝儿童生活史”了。
宋朝每年还有一个“玩具节”,那就是七夕乞巧节,这一天各种奇巧的小玩具都会上市,《东京梦华录》载,“七月七夕,(东京)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又有以黄蜡铸成的“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叫“水上浮”;“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叫“谷板”;“以瓜雕刻成花样”,叫“花瓜”;“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叫“种生”。这些新奇玩意儿,“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
在我的记忆中,我童年的玩具基本上都是自己和小伙伴动手做的,店铺中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售卖。那时还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真想不到在800年前的宋朝,城市的市场上已经有如此琳琅满目的玩具商品。
从《货郎图》也可一窥宋代玩具商品之丰富。货郎是旧时挑着杂货担,摇着拨浪鼓,游走于乡里、市镇、街巷贩卖日用百货的小商贩。货郎业兴于宋代,《东京梦华录》所说的“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梦粱录》所说的“又有挑担抬盘架,买卖江鱼、……河蟹、河虾、田鸡等物”,都是货郎。这是商品经济兴起、同时物流又不如今日发达的社会产物。我小时候,农村还时常可以看到走乡串里的货郎。货郎的人物形象,也是从宋代开始才进入画家的视野,宋代之前的图像作品几乎是难觅货郎踪影的。
最擅长画《货郎图》的宋朝画家,可能是苏汉臣与李嵩,明清时期许多仿作的《货郎图》,都署苏汉臣之款。而传世的李嵩款《货郎图》,至少有四幅,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美术馆。其中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幅又叫《市担婴戏图》,我们来看看上面绘出了多少种玩具:
(李嵩《市担婴戏图》)
据研究玩具史的清华大学王连海教授对《市担婴戏图》的观察,图中货郎贩卖的小商品,除了日用杂货与时蔬酒果之外,最多的便是儿童玩具,“可辨识者有如下诸种:小鸟、鸟笼、拨浪鼓、小竹篓、香包、不倒翁、泥人、小炉灶、小壶、小罐、小瓶、小碗、六角风车、雉鸡翎、小鼓、纸旗、小花篮、小笊篱、竹笛、竹箫、铃铛、八卦盘、六环刀、竹蛇、面具、小灯笼、鸟形风筝、瓦片风筝、风筝桄、小竹椅、拍板、长柄棒槌、单柄小瓶、噗噗噔等” 。
玩具既如此丰富,最高兴的莫于孩子了,所以在李嵩的几幅《货郎图》中,必出现几个欢叫的儿童。
《婴戏图》上的儿童玩具
宋代还有一类绘画题材,也画出了多姿多彩的童年生活与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那就是《婴戏图》。自宋至清,《婴戏图》都颇为流行,但以宋代最盛,许多传世的明清《婴戏图》也是临摹、模仿宋人作品,或冒用宋人之名。最著名的《婴戏图》画家,非宋代苏汉臣莫属,《历代名公画谱》称苏汉臣“制作极工,其写婴儿,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熟玩之不啻相与言笑者,可谓神矣”。而最著名的苏汉臣款《婴戏图》,当是《冬日婴戏图》与《秋庭戏婴图》,现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图尺寸、风格非常相似,许多人相信苏汉臣应该画过一套四季婴戏图轴,存世的《冬日婴戏图》与《秋庭戏婴图》是这个系列的其中两幅,而春夏二景的婴戏图已经佚失。
我们来看《秋庭戏婴图》,图中一对小姐弟正趴在圆墩上玩小游戏,这游戏叫“推枣磨”,玩具是自制的:一枚鲜枣削去半边,露出枣核,用三根小木棍插在枣上,作三足立于桌上,枣核朝上;另用一根细竹蔑,两端各插一枚小枣,再将竹蔑小心翼翼搁在枣核上,轻轻一推,便会旋转不已。小姐弟身边,还有一个圆墩,上面也堆放着几个小玩具:人马转轮、八宝纹纸格、玳瑁盘、小陀螺、红色佛塔、棋盒。地上还散落了一对小铙钹。
(苏汉臣《秋庭戏婴图》上的推枣磨)
(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局部)
这些小玩具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图上的小佛塔,宋人又称之为“宝塔儿”,一般为陶土烧制。宋代用陶土炼制的玩具很多,如泥娃娃、泥建筑模型,统称“山亭儿”。宋话本《山亭儿》写了一个叫做合哥的小贩,“挑着两个土袋,搋着二三百钱”,到玩具制造商那里批发了一批山亭儿,“唤做:山亭儿、庵儿、宝塔儿、石桥儿、屏风儿、人物儿”。你如果放大《市担婴戏图》看,还会发现图中货郎的货担上,也装了几个泥塑玩偶。《东京梦华录》亦有记述:每年清明时节,开封市民都要携儿带女,带着“黄胖、山亭、戏具、鸭卵、鸡雏”出城踏春,这里面也有山亭儿,“黄胖”则是泥娃娃,“戏具”是面具,“鸭卵”与“鸡雏”应该是泥塑的小鸡小鸭。
《武林旧事》称“若夫儿戏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如相银杏、猜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所谓“儿戏之物”,便是儿童玩具。其中“轮盘儿”即《秋庭戏婴图》中的人马转轮。
“千千车”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陀螺,清人杭世骏《橙花馆集》描述过这种陀螺:“形圜如璧,径四寸,以象牙为之。面平,镂以树、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龙蟠屈状,当背中央凸处,置铁针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针卓立,轮转如飞。复以袖拂,则久久不能停。逾局者有罚。相传为前代宫人角胜之戏,如《武林旧事》所载‘千千’。”《秋庭戏婴图》上的那个玳瑁盘与小陀螺,便是“千千车”。
至于“打娇惜”,那是另一种搁地上旋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传为苏汉臣的《婴戏图》,图像下端,那两名孩子玩的就是“打娇惜”。他们上方的地上,还有一辆制作颇为精致的玩具车。
(传苏汉臣《婴戏图》)
再往上看,床塌上还有三个孩子正凝神看着两个玻璃瓶,瓶中养着几尾小鱼。不要以为宋代没有玻璃瓶,宋人范成大有一首诗写道:“映光鱼隐见。”并自注:“琉璃壶瓶贮水养鱼,以灯映之。” 可知宋人已经在用透明的玻璃瓶养鱼,并以灯光装饰,供人观赏。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说,元大都中,有小商贩“以竹拴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这种玻璃泡养小鱼的玩具,应该是从宋时南方传至元时北方的。
前引《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戏具”,也可以从此图中找到:你看那个穿红衣的男孩,正戴着面具表演宋时很流行的傩戏呢。宋朝社会流行木偶戏,宋人称之为“傀儡戏”。本来用于表演的傀儡,也被制成了儿童玩具,《梦粱录》列出的“影戏线索、傀儡儿、狮子、猫儿”,都是给儿童玩耍的玩具傀儡。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传为宋人的《傀儡婴戏图》,便描绘了四名童子在表演“悬丝傀儡”。另一幅传为苏汉臣所绘的《侲童傀儡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则画了三名表演“杖头傀儡”的儿童。
(传宋人《傀儡婴戏图》)
(传苏汉臣《侲童傀儡图》)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百子嬉春图》中(传作者为苏汉臣),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玩“悬丝傀儡”,呃,就在图的右下方。图的中间还有一个孩子在学演皮影戏。皮影也是宋朝儿童很喜爱的节目,每年元宵节,东京的“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观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在巷口设小棚子,放皮影戏,吸引小孩子。
(传苏汉臣《百子嬉春图》)
我再指出一个细节:你看图中还有几名孩子爬上台阶玩滑梯。而说起滑梯,不能不提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婴戏图》,虽然是元人作品,但画家绘出的儿童玩具当为宋时传下,因为可以跟宋代的婴戏图相印证。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方那个巨大的木制滑梯,四名孩子正在玩这滑梯。这一图像史料无可辩驳地证实,早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供儿童玩耍的滑梯设施。
(元人《婴戏图》)
这幅元人《婴戏图》还画了两名小孩在骑竹马。竹马是古时很常见的玩具,李白诗中便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描述。不过唐代的竹马很可能只是一根象征马的竹竿而已,宋代的竹马则制作得很是精致,不但有了或木刻或纸糊的“马头”,从《婴戏图》上我们还看到,竹马的后端还装上了两只轮子,玩起来应该更有趣。这个样子的竹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人《长春百子图卷》上也可以找到。
宋朝的“芭比娃娃”
如果要评选一件在宋代最流行、最受儿童喜爱的玩具,那应该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磨喝乐”了。“磨喝乐”又是什么呢?是宋朝的“芭比娃娃”,其名字来自梵文,为音译,所以有时又写成“摩喉罗”、“摩侯罗”、“摩睺罗”、“魔合罗”。
“磨喝乐”通常都在乞巧节期间大量上市。北宋金盈之《醉翁谈录》说:“京师是日(乞巧节)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喉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繁胜录》也说,“(七夕,杭州)御街扑卖‘摩侯罗’,多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亦有著背儿、戴帽儿者。”明人田汝成讲述宋时杭州掌故的《西湖游览志》亦记载:“七夕,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号为‘摩睺罗’。”
这些文献记录还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宋代的“磨喝乐”以土木材料制成,身材、手足、面目、毛发栩栩如生,还配有漂亮的迷你服装。“磨喝乐”可能还有固定的造型,以男女童子手执莲花、莲叶为特征。
宋朝的寻常市民家、富室乃至皇家之中,都有“磨喝乐”的忠实粉丝,“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 。宋时有一首谑词,道尽宋人扑买“磨喝乐”的狂热之情:“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襜珠子帽,披小缕金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睛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底孩儿!”“磨喝乐”既然风靡天下,价钱也就不可能太便宜,“价亦不廉”;贵者,“一对直数千(文)”。
流风所至,宋朝孩子很喜欢模仿“磨喝乐”的造型:七夕,京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 。南宋临安也是如此,“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喉罗’之状。此东都(汴梁)流传,至今不改” 。大人们夸一个孩子可爱迷人,也会说“生得磨喝乐模样”。“磨喝乐”之于宋朝儿童的地位,就如芭比娃娃之于今日的孩子。
“磨喝乐”最出名的制造商是苏州人。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磨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磨喝乐最为旺盛,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进入内庭者以金银为之。”尤以吴中名匠袁遇昌制造的“磨喝乐”最为神奇,据明代《姑苏志》载,宋人“袁遇昌居吴县木渎,善塑‘化生摩喉罗’,每抟埴一对,价三数十缗,其衣襞脑囟,按之蠕动。”想必这“磨喝乐”的内部配有机械装置。
可惜我们从传世宋画中找不到“磨喝乐”的踪影,倒是在明刻本《元曲选》寻得一张《张平叔智勘魔合罗》的插图。这“张平叔智勘魔合罗”故事中有个细节,也值得一说:话说七月初七这天,货郎高山挑着一担自塑的“魔合罗”入城贩卖,路遇大雨,入神庙避雨时结识了生病的李德昌,受李之托,前往李家送信。到了李家,见李德昌的孩子很喜欢“魔合罗”,便送了一个给他,说道:“你牢牢收着,不要坏了,底下有我的名字,道是‘高山塑’。你父亲来家呵,我寄信不寄信,久后做个大见证哩。”可知宋元时的手工艺品制造商,通常会在产品上注明工艺人的姓名,有如今天的注册商标。
(《张平叔智勘魔合罗》插图)
宋代还有另一种也是盛行于民间的泥娃娃,跟“磨喝乐”有点相似,叫做“黄胖”。前面《繁胜录》与《梦粱录》列出的杭州市场上的玩具商品,就有“黄胖儿”、“泥黄胖”。西湖景区尤多商贩叫卖“黄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临安风俗嬉游,游湖上者竞买泥孩子、莺哥、花湖船回家,多送邻里。”
那么“黄胖”跟“磨喝乐”有什么差异呢?从零零碎碎的文献记载来看,两者是有一些区别的。首先,上市的季节不同,“黄胖”一般在春季大量上市;“磨喝乐”一般在乞巧节前批量上市。
其次,造型不同,“磨喝乐”同芭比娃娃一样,穿着绢布制成的迷你服装。又以手执荷叶为典型姿势;“黄胖”呢?据宋人笔记《四朝闻见录》,南宋权相韩侂胄“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以线系其首,累至数十人,游人以为土宜。”另一本宋人笔记《谈薮》亦有类似记载:“韩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游西湖,画船花舆,遍览南北二山之胜,末乃置宴于南园,族子判院与焉。席间有献牵丝傀儡,为土偶负小儿者,名为迎春黄胖。”可以推知,宋代的“黄胖”是能够活动的,可通过丝线控制泥偶的头、手、足动作,有点像“悬丝傀儡”。宋朝玩具制作手艺之精良,于此亦见一斑。
(江苏镇江出土的宋代泥塑童戏像。有人说是“磨喝乐”,也有说是“黄胖”。我觉得都不像,这只是普通的宋代泥孩儿)
从儿童玩具史的角度来说,玩具的产生可以推到公元前的商周时期,从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发现了一些商代的陶虎、陶羊、陶龟、陶鱼,考古学家相信这是殷商时代的饰品或儿童玩具。汉代时,儿童玩具已较为常见,东汉王符《潜夫论》说,当时的老百姓“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这里的“戏弄小儿之具”,就是儿童玩具。但请注意,王符是持一种严厉批判的立场对待玩具的,将“作泥车瓦狗”视为民风“浮侈”、“诈绐”的表现。
玩具史发展到宋代时,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不但出现了“玩具”一词(这意味着玩具已普遍到需要给它一个独立的命名),还形成了一个繁荣的玩具商品市场;不但儿童玩具的品种空前丰富,制作技巧远胜于之前,而且,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被文人与画家当成社会繁华的象征写入笔记、绘入图画,不再被看作是“无用而有害”(王符语)之物。我相信,只有一个富足、闲适、富有享乐精神的社会,才会以这么从容的心态、欣赏的目光看待儿童乃至成人的玩具。
本文摘自2018年度“中国好书”《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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