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美国、俄罗斯特约记者王丁卓王臻 环球时报记者陈子帅】“提高债务上限两年，限制支出！美债违约日延长至6月5日。”在美国总统拜登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末长达90分钟的通话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初步协议。表面上看，“寅吃卯粮”导致美债“像滚雪球一般”恶性增长，为解决本国经济中那些积重难返的问题，美国历届政府需要不断往里面“搭”钱。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权力制衡”扭曲为“权力对攻”的大背景下，两党政客在讨好选民的同时，为了迎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而不断增加国防预算和战争投入。近日，杰弗里·萨克斯等美国知名人士在谈到如何解决美债危机的话题时大声呼吁：“停止美国刻意发动战争的冲动，并削减军事开支！”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8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称，债务上限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协议”，该协议将避免美国潜在的灾难性违约，但仍需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

一个“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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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一直靠借钱来弥补预算赤字，以维持和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国防投入和对外发动战争等方方面面必要的开支。过去20多年，在同为共和党人的小布什和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债务增长12.7万亿美元，在同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债务增长13万亿美元。

《纽约时报》一篇分析美国政府债务为何逐年增多的文章认为：“20年的减税、应对经济衰退和两党共同支持的支出导致借款增加，现在美国的债务是21世纪初的六七倍。预计未来10年每年债务将平均增长1.3万亿美元左右。不断膨胀的债务是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择的结果。自2000年以来，两党政客都养成了借钱资助战争、减税、扩大联邦支出、加大对退休的‘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5年之间出生的人）在社保等方面的‘照顾’和提供紧急措施的习惯。”一些美国预算专家表示，期望美国的账目在未来10年或一定时期内再次实现收支平衡是不现实的。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近日援引俄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专家阿布拉莫夫的话说，美国国债“滚雪球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这几年，这一趋势有所加强，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的钱支持经济和社会运转。此外，为了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美国还拨巨资支持本国商业领域的发展。当然，美国也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如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对美国债务增加都有很大影响。

俄罗斯TeleTrade首席分析师戈伊赫曼称，对美国来说，增加债务比增加税收对预算收入更为有利。增加税收会抑制商业活动、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及总体经济增长。因此，美政府更喜欢越来越多地借钱。今年2月，曾在美国政府任职的大卫·里夫金等人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是联邦支出失控，当削减开支和增税在政治上不受欢迎时就只剩下借钱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反复出现。”据美国左倾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估计，2001年到2018年，这些减税措施和额外的借款利息成本加起来约占美国新增债务的1/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余翔分析认为，美国“总差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客为取悦选民和争取选票，倾向于通过扩大财政赤字，为选民提供超高福利；二是美国年年对外用兵，国防开支巨大，推高财政支出；三是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同时实施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政策举措，将美国财政赤字推到了历史空前水平。余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善用长期预算平衡计划来掩盖短期内日益失衡的财政收支状况。美国职能部门给出的预算平衡计划往往跨越10年、20年甚至更长周期，这便于政府向选民解释称，“当下的财政赤字只是短期现象，耐心等待10年后就能实现平衡”，但实际上欠债和赤字每天都在累积，最终只能是积重难返。

余翔认为，从性质上来看，美国债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财政上“寅吃卯粮”、透支未来，但由于美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巨大的外溢性影响，可能“引爆”全球金融风险；而债务上限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它反映出党争极化状态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被党派利益所裹挟。美国1917年设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权力制衡来避免开支无度，但如今泾渭分明的党派斗争却使得“权力制衡”扭曲为“权力对攻”，美国在两党的互相要挟中不断提高债务上限，让债务数额快速膨胀，最终陷入过度透支状态。

“没有政客敢得罪美国军工复合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撰文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2000年为3.5万亿美元，约为当年3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2年时债务膨胀至2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5%。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联邦政府的债务像2000年那样维持在GDP的35%左右，那么今天的债务数字应该只有9万亿美元，而不是2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凭空制造出额外的15万亿美元债务，主要是对发动战争和增加国防开支成瘾。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01至2022财年，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再到今天的乌克兰，美国用于发动或投入各种战争的开支达到惊人的8万亿美元，超过15万亿美元额外债务的一半，其余的一半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和新冠疫情有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张腾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对外干预或者说对外战争行为“上瘾”的国家，它往往采取武力、暴力干涉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这一过程自然“养肥”了该国的军工复合体。他认为，军工复合体的力量已渗透至美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在每次大选中，重要的军工企业都为两党候选人提供大量的竞选资助，所以任何一党的候选人上台后，都会迎合前者的需求。这种扭曲的现象使得美国尽管反复深陷债务危机，却很少会采取削减国防开支的手段来应对。张腾军表示，美国任何一个政客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因为这对政客未来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所以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民众福利成为牺牲品。

一家名为“人民世界”的美国网站刊文称，一方面，党派分歧和政府更替导致美国“朝令夕改”，难有长期治理规划。另一方面，美国不仅没有重组国家债务和改变消费的习惯，而且一直试图维持全球军事霸权。美国已在海外建立了约750个军事基地，且新基地的建设还在进行。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获得菲律宾4个新军事基地的准入权。美国民众关心的是：“谁最终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买单，谁又从中受益？”答案很明显，大部分支出都流向了军工复合体，而美国普通纳税人几乎没得到一毛钱。

在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目前美国年度军事预算约为9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四成，超过排在其后面的10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之和。2020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根据军工复合体向美国国会兜售的方案，在2030年前美国政府还要斥资6000多亿美元用于核武器库的“现代化改造”。如果美国停止刻意发动战争、关闭海外军事基地，并与中俄等国谈判签署新的军控协定，那么至少可以节省1/4的财政支出。为此，他呼吁美国两党都应抓住解决债务危机的正确办法——停止不必要的战争，削减军费开支。但令人失望的是，在美国两党展开的债务上限谈判中，谈的是如何减少本国最贫穷人群应得到的援助，以及如何继续投入各种战争来养活军工复合体。

“债务上限危机暴露了两党如何向选民撒谎。”美国《雅各宾》杂志5月19日刊文称，两大政党和主流媒体向美国公众提供的政治叙事往往脱离现实，以至于政治报道只不过是聚焦“幻影之间的拳击赛”。在谈判中，共和党人坚持提高债务上限必须以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为前提，但最后却愿意在国防开支上做出让步。麦卡锡与共和党想让穷人更难从政府获得财政援助，特别是通过对包括医疗补助在内的一些政府计划提出严苛要求。他们还希望大幅削减将对几乎所有机构和项目产生负面影响的开支，也就是说，除了天文数字般的浪费性的军事预算之外的所有开支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些军事预算的大部分最终会落入军事承包商高管的口袋。

“围绕债务上限的斗争是常规政治游戏”

有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政府钱不够花也离不开国际政治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时，美国获得所谓的“和平红利”，因此削减军事开支。与此同时，互联网繁荣使联邦税收在经济中的占比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迫使华盛顿立刻大幅增加军事支出，小布什总统动员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此外，美国政府没有提高税收或发行战争债券来为这些冲突买单，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政治误判”。

谈到美国政府总是缺钱的根本性原因，张腾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除了美国是一个‘寅吃卯粮’的举债型国家，即通过‘今天花明后天的钱’、通过举债的方式来维持政府、社会乃至国民的日常消费外，美国政府开支不断上涨，其背后原因是在美国现有选举政治结构下，两党在选举过程中为赢得选票做出诸多关乎国民福利的承诺，而兑现承诺的方式便是增加政府开支。因此，每届选举都会使得美国债务进一步攀升。此外，美国要在军事、金融、文化等方面维持全方位霸权，需要庞大的政府开支。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发债等方式控制着全球金融体系，使得自身的债务危机或风险能够由其他国家来分担。”

“人民世界”网站文章认为，由于两党争斗、政府治理不给力以及冷战思维驱动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美国无法在不借新钱的情况下偿还旧债。美国现在的债务与收入和预算密切相关，优先级从高到低的主要支出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军队、教育、债务利息、税收抵免、退伍军人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而从美国政客的角度来看，可能削减的领域是教育、减税、退伍军人待遇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俄罗斯专家阿布拉莫夫预测，从2035年起，美国养老基金预算赤字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为此，美国政府很可能决定降低养老金或修改退休年龄。对于美国面临的资金困难，这也与美国正在大幅增加国家预算支出，特别是国防支出有关。随后，美国政府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这将对民众造成痛苦的影响，社会福利也会下降。比如，本次美国两党达成的初步协议很可能提高对俗称“粮食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发放要求。

“现在是一劳永逸地结束债务上限闹剧的好时机。”加拿大《环球邮报》近日刊文称，“在美国，不必要的戏剧性确实凸显债务上限闹剧——如果国会不想产生债务，为什么不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或提高税收？显然，围绕债务上限的斗争是政客们的常规政治游戏”。但游戏玩大了也要付出代价。彭博社文章认为，两党新达成的美国债务上限协议或将影响2024年和2028年两次大选，选民希望总统对经济状况负责，这也是为什么卡特、老布什、特朗普只经历一个任期的原因——经济衰退导致他们无法赢得连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债务危机的本质就是入不敷出。美式选举政治制度下，为了争取选票，政治人物都不得不迎合选民的高福利需求和考虑相关集团的利益。他表示，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真想“治本”需要兼顾开源和节流，“节流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如不必要的军事支出以及少推出一些名不符实的法案”。